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迈好中国经济“进阶”关键一步(经济热点·新时代看新发展②)

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如何理解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转变?推进高质量发展,需要怎样的主动作为?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?带着这些问题,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。

 

  记者:十九大报告提出,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怎么认识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?

 

  陈东琪:中国经济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,极大释放了生产力,去年GDP规模达到74万亿元,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。这些年,中国经济“量”的增长非常亮眼,已经抛掉了“落后的社会生产”帽子。

 

  高速发展的同时,一些变化和矛盾也在凸显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。需求侧变了,这5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.9个百分点,2016年达到30.1%,按联合国划分的20%30%的富足标准,我们已接近富足标准。老百姓不仅要求产品能使用,还追求档次更高;不仅要求能吃饱,还希望食品绿色安全;不仅要求收入增加,更渴望碧水蓝天。需求由生存性转变为发展性,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,出现了大量购买力释放在海外的现象。减少无效供给,扩大有效供给,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,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。

 

 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,我国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质量竞争的阶段。中低端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,发达国家经常用反倾销等手段抑制中国这类产品出口。同时,我国原材料、劳动力等成本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,这也倒逼我们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迁移,更重视质量提升。

 

  中国经济过去以量取胜,这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是合理的,但也因此吃了苦头,现在力争以质取胜,已经尝到了甜头。中国制造不再是大路货的代名词,出口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,高铁、核电等高端装备,手机、电脑等信息化产品,在全球中高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。对质量要求很高的德国消费者,原先对中国产品说“不”,有调查显示,如今他们多数都对中国产品感兴趣。

 

  记者: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是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。从另一方面看,其中是否也体现了主动性,是我们“主动要转”?

 

  陈东琪:的确,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也是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动选择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,新状态、新格局、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的。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、分工更优化、结构更合理演进的必经过程。国际经验表明,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过渡的,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,截至2008年,只有13个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,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%。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推进经济转型、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体,才能成功迈入发展的更高阶段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建设创新型国家,正是出于主动转型、谋求更深远发展的考虑。

 

  记者:推进高质量发展,目前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?要抓住哪些关键问题?

 

  陈东琪:高质量发展阶段,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,让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。更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,实现更均衡、更环保、更公平的发展。

 

  高质量发展阶段,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。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,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供给体系质量,要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方面取得突破,就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。

 

  记者:主攻方向已经明确,那么,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应该如何构建?

 

  陈东琪:什么是高质量的供给体系?最关键的是供给结构要有充足弹性,即供给侧能够具备主动调整、不断适应需求侧变化的能力,不能老化固化,而是能不断转化优化。

 

  需求结构天天在变,供给结构要跟上需求侧变化,甚至引领需求侧,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创新。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,都需要不断创新、不断转型,因为在需求侧,今年的“新”可能就是明年的“旧”。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华为,从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成世界500强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,靠的就是持续创新,2016年,华为把当年销售收入的14.6%投入研发。

 

  记者: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,需要依靠各行各业不断创新。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,推进更高质量的发展最需要哪些主动作为呢?

 

  陈东琪:不论是发展速度,还是发展高度,也就是质量,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。

 

 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强化标准制度。标准是对企业产品质量最重要的约束性制度,是管理企业重要的法制化、市场化手段。标准也是国际竞争力的有力表现。有一句话叫作“三流卖产品,二流卖技术,一流卖标准”,能够参与、引领国际标准制定,对一个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、参与全球治理、引领时代潮流有着关键性意义。我们在很多领域的国家标准还很薄弱甚至缺乏,要补齐这块制度短板。高质量发展阶段,我们不仅要跟上国际标准,还要走到前头,从跟标到设标,这一跨越在高铁技术、5G技术上已实现。今后要加强标准创新,让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,让质量意识随着标准制度的健全越来越深入人心。

 

 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,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。要让“良币驱逐劣币”,而不是相反,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。拿实体经济来说,如果企业只进不出,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就会干耗资源。流水不腐,有进有出,扶优汰劣,市场才能活起来,才能向更高质量发展。

 

  这两项制度的完善,需要各项具体制度改革去实现,比如产权保护制度、“放管服”改革、财税金融体制改革、科技体制改革、国企改革等。

 

  记者: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,应该如何看待发展速度?

 

  陈东琪: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,而不是零和关系,不存在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。

 

  高质量发展阶段,不是不要速度。和跳高需要助跑一样,经济发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,才能向上拓展高度,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。高质量发展阶段,经济发展不以追求速度为中心,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,将精力集中于发展质量。“落后的生产力”需要速度优先,而“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”需要质量和效益优先。

 

  实现到2020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,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速,要求“十三五”期间GDP每年平均增速保持在6.5%以上。我认为从现在看来,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。在这样中高速的增长下,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刻意拼速度,而要着重求质量。要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,少挖地矿资源,多挖“脑矿”资源,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,变靠肢体贡献GDP为靠知识贡献GDP

 

  如何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?用我自己的一个概括做总结,就是要构建“三度空间”:保持速度,专注高度,依靠制度。

 

  记者: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?

 

  陈东琪: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高质量发展阶段,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、最先受益者也是最终受益者。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提供更多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,马桶盖、电饭煲、奶粉不用海淘了,手机国产的性能更好,宽带网络提速降费了,高铁高速让天堑变通途;更高质量标准也能让消费安全更有保障,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;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单位GDP的能耗降低,污染减少了,环境质量上去了,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。消费者是最聪明的,相信在向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,他们会最早也最深切体验到发展的变化和益处。

 

  记者:世界经济处在长周期的调整之中,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,在全球范围有什么意义?

 

  陈东琪: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,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,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,复苏乏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,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前三季度温和复苏,为全球摆脱发展困局、缓解结构性矛盾,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。

 

  同时,我国也为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采取了实质性措施,包括积极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,放宽外商投资准入,加强产权保护,促进公平竞争,让中国市场更透明更规范等。我国还积极开展结构性改革国际合作,共同推进全球创新和新工业革命,共同扩大开放,共同应对环境可持续问题,这些都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、向更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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